推荐语：在大力发展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使得很多地方掀起了厉兵秣马、跑马圈地的城镇化热潮，破坏与建设共生，以致许多美好消失殆尽。为此，关注生态、关注民生也成为了城镇化过程中不可绕开的问题，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这一点的重视则显得尤为耳目一新，也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城镇化。
马光远 当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公报在12月14日发布之后，很多人都记住了公报中的一句话：“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话语，出现在以冷峻风格著称的党的会议公报中，清新之风，不仅亲民，而且令人耳目一新。
但中央城镇工作会议的亮点却远不止此。事实上，这是一次纠偏的会议，种种抒情话语的背后，都是对过去很多年，中国城镇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及对以前诸多关于中国城镇化路径选择、目标以及理念误区的全方位的澄清和拨乱反正上。在“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等优美话语的背后，是一个个冷静甚至尖锐的提醒和警告。笔者认为，这是一次对中国以前很多城镇化误区的总清算，对城镇化错误道路的总梳理，其价值和意义，使得很多地方准备厉兵秣马、跑马圈地、大干一场的肯定要犯错误的城镇化的热潮暂时得以降温和纠偏。
可以说，这样的提醒和纠偏，在会议公报里随处可见。比如，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这无疑是针对过去几年，一些地方急于人为提高城镇化比率，人为推动城镇化而言；对于城镇化的速度，会议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很显然，这是对过去一些地方逼农民上楼、进城，同时，通过粗放的方式大造新城等“大跃进”行为的直接否定；在城镇化的价值取向上，针对这两年把城镇化简单视为卖地建房的房地产化，而不是真正让农民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的错误观念，会议提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在城镇化的具体路径上，更是提出了“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的合理路径，提出“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使得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主要围绕城市群的建设来进行制度设计，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形成所谓的乌托邦式的大、中、小合理发展的城市化格局；在城镇化的历史文化传承上，强调“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提出“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而不是大拆大建，让历史和文化湮没在城镇化狂飙猛进的烟尘中。
毋庸讳言，正如会议所强调，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性任务，如果顺利推动和完成，必将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政治的改变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在中央城镇化会议之前，绝大多数人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解读城镇化的作用，比如，城镇化对相关行业带来的历史机遇，城镇化对中国内需的极大提升，等等。但事实上，如果将城镇化仅仅作为一个“经济事件”，只思考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则不仅矮化了城镇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纯经济的思维很可能误导中国城镇化的政策选择，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又走上一条只追求“看得见”的、只追求速度的物理运动的邪路，甚至成为不顾产业现实、缺失身份平等观念的盲目“造城”运动，最终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要么成为“夹生”的城镇化，要么走上拉美当年失败的城镇化道路。
正因为如此，笔者非常同意中央城镇化会议一针见血的指出，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并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更是打破以户籍为藩篱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就此而言，城镇化的本质绝非经济结构的变迁，而是观念和制度的变迁，是通过改革和废除包括户籍在内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的制度，在社会的生态中嵌入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伟大跃迁。农民进入城市，就是市民，就必须从法律层面承认他们的平等权。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在人类城镇化的历史上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既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又没有出现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法律，甚至宪法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完全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将农民的平等权提升至宪法的角度，从而避免出现假的或夹生的城镇化。如果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夹生子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
如果城镇化以人为本，要承担农民市民化的巨额成本，如果城镇化要严格控制用地，不允许人为造城，“不是每个城市都必须变成巨人”，如果城镇化的规划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相信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冲动一定会小很多。就此而言，中央的城镇化会议将中国的城镇化从即将狂飙猛进的错误道路上拉了回来，城镇化差点唱歪的经，又被拨乱反正回来。就此而言，这既是一次充满了诗情画意和人文色彩的会议，更是一次城镇化的观念再造的会议。
站在国家现代化和大历史的视角，中国的城镇化无疑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城镇化的完成，意味着中国5000农业文明的正式落幕，中华文明正式与国际城市文明接轨，如果这样的城市文明，有山有水有乡愁，则无疑会成为人类城市进程历史上最浪漫，最成功的范例。
马光远 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 本文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