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筑形式的极端追求一直是人类乐此不疲的事情，从本源上说，它源自人类对于神秘自然和伟岸“神灵”的无限崇敬与向往之情，并试图借助高耸巍峨的建筑与对方进行膜拜和沟通。渐渐地，建筑的质量与体积便成为人们表达审美价值与精神概念的重要手段。然而与此同时，所谓“第一高度建筑”也迅速被推上了被顶礼膜拜的神坛，并且受到了各个中国城市近乎病态的迷恋。
如今，讨论建筑的体量与人体尺度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已经失去意义。地标建筑的打造者和城市管理者更为关心的，是建筑体量与城市未来之间的匹配；是建筑高度与城市梦想之间的象征。为了彰显一些利益群体或者说城市本身对于所谓国际范儿、优越感的狂热追逐，无数的“第一高楼”正在这个国度的各个大中城市拔地而起，“第一高度”的记录不断刷新，成为众多城市和开发商自我营销最立竿见影的捷径。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前段时间湖南长沙一座计划中的“世界第一高楼”——天空之城，在并无报建手续和相关行政许可，并且受到技术专家评审会郑重劝告的情况下，依旧我行我素地开工，然而迎来的结局却地是迅速“被叫停”。这出闹剧让我们看见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是如何在荆棘丛生的环境下艰难生长，并且不得不面对一些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急切的利益合谋。
然而，正如更多头脑清醒的人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城市炫富”始终无法掩盖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幼稚、虚弱和不自信。仅仅靠一栋或几栋可以跻身“世界高度”的摩天楼就能提高一座城市的国际地位，这样的想法无疑太过投机取巧甚至可笑。建筑的高度能代表城市的文明程度吗？建筑的体量能表征城市的器量吗？建筑的翻新指数能代替居民的幸福指数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事实上，世界最高摩天楼的落成甚至反而被一些学者看做经济衰退的前兆。
尽管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匪夷所思，然而铁打的事实却是：1931年，纽约帝国大厦落成，同期美国经济大萧条；1972年纽约世贸中心落成，旋即世界迎来石油危机；1997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塔落成，同期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台北101大楼落成，期间全球股市狂泻；2007年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落成，次年金融海啸股灾；2010年高度828米的迪拜塔落成，却迎来迪拜危机、欧洲（希腊等）债务危机，迪拜房产价格再度一泻千里……在过去的140余年里，这个被称为“劳伦斯魔咒”的经济定律一直屡试不爽。
当出现太多的巧合，它们的背后就一定潜藏着某种必然规律。总结出“摩天大楼指数”的安德鲁?劳伦斯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宽松的政府政策及对经济乐观的态度，经常会鼓励大型工程的兴建。然而，当过度投资与投机心理而起的泡沫即将危及经济时，政策也会转为紧缩以因应危机，使得摩天大楼的完工成为政策与经济转变的先声。”
尽管这样的前车之鉴赫赫在目，一场近乎疯狂的“高空大赛”却依旧席卷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国的“摩天时代”正在快速降临：城市天际线日复一日地不断拔高；数以百亿、千亿的资金正源源不断地朝这条“登天之路”埋头狂奔。南京紫峰大厦，450米；广州东塔，530米；武汉绿地中心，606米；深圳平安金融中心，660米……甚至有传言深圳前海即将兴建令人瞠目结舌的世界第一高度：999米的“中国中心”！十年内，中国将以1300多座的摩天楼数量远超美国，傲视全球。
历史告诉我们，一座摩天大楼的建造或许是偶然的，但许多座摩天楼的井喷式出现，必然植根于信贷宽松、土地价格飙升和过分乐观的环境土壤，往往建筑完工之日，便是经济进入紧缩衰退之时。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城市在一味追求“荣耀建筑”、“梦幻工程”的同时，有没有做好抗衰退打击的准备？它们又如何去回答“超过300米的摩天楼在建造、维护和管理成本上相当不科学、不经济、不环保、不安全”这样的难题？这些都是相当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将眼光穿越经济利益测算和城市安全的话题，进入城市的终极目本身，那么更值得我们沉思的，将是如何树立一个真正人性化、科学化的衡量城市优劣的价值体系，从而使中国城市告别急于通过建筑高度向外界展示实力并迫切希望获得认可的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