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当前产能过剩的背景、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可能面临着不同的宏观约束，基于不同的约束条件，预计本轮去产能过程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场的力量，才能达到效果。
与上轮过剩产能结构不同的是，本轮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上游行业，与国内外的需求增长或出现长期错配，这意味着过剩产能的消化难度加大，从而可能对工业投资增速形成较长时间约束。
在漫长的去产能和去库存过程中，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生产端的通缩将会局部重演，这会造成企业真实债务和财务费用负担的被动加重，从而进一步抑制企业资本开支。同时，与上世纪90年代末纺织、家电等轻工行业的过剩相比，中上游行业的重资本特质意味着通过行政手段压产、淘汰的难度较大，过剩产能的清理会十分困难，资本损失也将更为严重。工业企业投资低迷态势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乐观的迹象是，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相比，中国当前经济基本面更为健康。金融系统健康状况要远优于当时，既不存在严峻的企业三角债问题，也不存在系统性银行不良贷款危机。居民财富基础较好，社会安全网体系相对而言要完善许多，未出现大面积下岗失业对消费的冲击。
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而言，在需求面，一是国内消费升级导致主导产业更迭，中上游重化工业的产能将与新生的需求长期错配，这会造成产能的消化异常缓慢。二是难以指望外需的快速启动来消化当前过剩的产能。而从供给端来看，清理重化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时，难以重复上世纪90年代末“纺织压锭”等相对简单粗暴的行政性手段。
本轮产能过剩面临着不同的宏观约束条件，预计去产能需要对改革和市场力量更为倚重。一是依然要维持稳健略偏紧的货币政策去促进过剩产能的自然消化；二是需要建立以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过剩产能清理政策框架，推进企业并购重组将会是大趋势，这需要政策面为并购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规范的发展环境；三是需要在创建产能清算过程中，风险和代价的分担框架，预计金融机构会承担部分买单的责任，接下来可能会加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权限下放进程，部分杠杆率较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也会面临风险加大的局面；四是要注重产能的国际转移，旨在把在中国看起来过剩但全球来看不一定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五是要通过供给端的改革为宏观经济释放新的增长动能，即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释放现行体制下被抑制的需求增长。
货币政策需要坚持通过稳健略偏紧的基调，去促进过剩产能的自然消化。今年以来，决策层强调的“盘活存量货币”，以及6月份央行针对银行间“钱荒”的态度，就是对上述政策取向的明确注脚，包括金融领域在内，中国经济的全面去杠杆将拉开序幕。接下来可以看到，部分企业出现实质性的债务清偿困难，企业破产清算、并购重组的时节再度降临。如果此时加大宽松的政策信号，将可能导致债务和过剩产能清理的过程被动延长。因此，政策绝不能因短期指标的回落而大幅放松，也不因一时的信贷增长过快而盲目收紧。
